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效与未来方向
数字经济到底是什么?
“数字经济”这一术语最早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1995年，经合组织(简称OECD)详细阐述了数字经济的可能发展趋势，认为在互联网革命的驱使下，人类的发展将由原子加工过程转变为信息加工处理过程。1996年，美国学者唐·塔斯考特在《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前景与风险》一书中描述了计算机和互联网革命对商业行为的影响。1998年，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浮现中的数字经济》研究报告，描述了在IT技术扩散和渗透的推动下，从工业经济走向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并将数字经济的特征概括为“因特网是基础设施，信息技术是先导技术，信息产业是带头和支柱产业，电子商务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2000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提出“数字福建”战略。2002年，美国学者金范秀将数字经济定义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指出数字经济的活动本质为“商品和服务以信息化形式进行交易”。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成熟及经济社会数字化程度不断提升，“数字经济”的内涵和范畴在早期基础上进一步扩大。2016年，G20杭州峰会通过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将数字经济界定为，“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这一定义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可。
数字经济是断代经济。断代经济主要是关键生产要素发生了根本变化。比如：农业经济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力和土地;工业经济的生产要素是资本、劳动力和土地，资本是关键生产要素;数字经济的生产要素是数据、资本、劳动力和土地，数据是关键生产要素。需要清楚的是，新的生产要素取代传统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但在一些条件下，传统的生产要素也可起到关键性作用，像土地依然是部分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就是说，新的生产要素是部分取代，传统生产要素依然起到一定作用。
数字经济是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的经济形态。什么是数据?信息技术产生的数字化数据，像工业时代的石油或是现代的阳光。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具有数量的累积性、功能的融合性、权属的分置性、使用的流动性、交易的价值性、信息的安全性。
数字经济的本质特征。一是数据信息资源逐步成为新的关键要素资源;二是数字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持续发展的源动力;三是网络平台是数字经济主要产业组织形态;四是产业融合是数字经济主要表现形式;五是多元共治是数字经济时代必然的治理要求。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在智能制造方面出现了一种新型工厂——数字工厂，也称为“黑灯工厂”。美国人曾说，如果看到一个工厂有超过1万人在工作，则说明它行将死亡。现在，位于南京市滨江开发区的中兴通讯滨江智能制造基地“用5G智造5G”，实现了无人化操作生产。
数字经济普及的关键是末端连接+云服务。可见，末端非常重要。英国《泰晤士报》网站曾报道，中国手机支付普及度令人称奇。的确，我们现在拿个手机就可以走遍天下，不仅可以用来扫码支付，还可以网上购物、开会、看病等。这体现的就是末端连接+云服务。
数字经济的度量与产业范围(三环模型)。国家统计局对数字经济的界定：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从这一定义来看，数字经济包括核心基础软硬件、网络平台、产业数字化。网络平台向下带动核心软硬科技发展，向上驱动产业数字化提效，成为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新力量。另外，数字经济分为两大类，一是产业数字化，二是数字产业化。
数字经济中的网络交易。网络交易把信息流、货币流和商品流区别开来。比如，在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工作中，政府通过算法计算出每个人的“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我们只需在个人所得税APP上，按照提示点击“下一步”，最后“确认”即可。这就是由记账方式的改变带来的交易方式的改变。同时，网络交易把移动客户端、移动终端、电信运营商与银行高度捆绑。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全新的发展范式。数据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资料。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将数据转变为有价值的服务。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区块链定义了新的协作关系。这些推动了个人生活的变革，也推动了政府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见，数字经济的本质，即利用数字技术，发挥数据价值的一种新经济形态。
数字经济的特征
数据要素的特点。第一，高初始固定成本。这导致数字经济形成了一个规模临界点。比如，实体工厂一开工可能就会产生收益，而网络平台企业，如果没有达到一个规模临界点，就会产生亏损;但若达到规模临界点，也未必会赚钱，就如eBay在与阿里巴巴的竞争中败北。第二，零边际成本。第三，累积溢出效应。
区块链之道：重构信息时代生产关系和治理机制。软件、算法定义生产方式，即大数据是生产资料，云计算是生产工具，互联网、物联网、通信网(5G)等是自然环境，人工智能是生产力，区块链是生产关系。治理模式为：信息传递，从串联机制转为并联机制;信息共享，从离散孤立转为实时同步;信任机制，从对“人”的信任转为对“机器”的信任;传递对象，从传递信息到传递价值;治理能力，从信息化转向精准化;治理机制，由“传统社会治理”转向“现代化社会治理”。这样，社会治理结构呈现扁平化，治理服务过程趋于透明化，比如“掌上政府”。
网络平台将取代工厂和农户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市场主体。网络平台就是连接供给和需求双/多方的双(多)边市场。网络平台经济是指利用云、网、端等互联网基础设施，以数字化平台为服务载体实现网络协同，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实现数据智能的预测推荐，为供给和需求双/多方提供交易撮合、社交资讯等数据服务的新经济模式。网络平台经济由低到高的四层模型：第一层，数字网络平台是主引擎;第二层，数字网络平台企业是主体;第三层，数字网络平台生态系统是载体;第四层，网络平台经济。
网络平台经济的四大内在特征。第一，网络协同。供需双/多方利用互联网网络平台，在线互动和自组织协作，并诞生出“新物种”。第二，数据智能。网络平台利用智能数据技术提供精准预测，从而提升供需匹配效率。第三，规模经济。网络平台吸引数以亿级的用户群体，为供给端呈现了兼顾个性化的“规模优势”。第四，范围经济。同一网络平台给用户群体提供的数据产品和服务越来越多，而且提供的多种产品总成本低于分别生产各个产品的成本之和。总之一句话，平台经济是生产力新的组织方式，是经济发展新动能。
数字经济七个行业
1、云计算
云计算是一种按使用量付费的模式，这种模式提供可用的、便捷的、按需的网络访问， 进入可配置的计算资源共享池(资源包括网络，服务器，存储，应用软件，服务)，这些资源能够被快速提供，只需投入很少的管理工作，或与服务供应商进行很少的交互。
2、大数据
大数据可以实现的应用可以概括为两个方向，一个是精准化定制，第二个是预测。比如像通过搜索引擎搜索同样的内容，每个人的结果却是大不相同的。再比如精准营销、百度的推广、淘宝的喜欢推荐，或者你到了一个地方，自动给你推荐周边的消费设施等等。
3、物联网
物联网是指通过RFID、红外感应器、GPS、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讯，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
4、工业互联网
工业互联网的本质，就是通过开放的、全球化的通信网络平台，把设备、生产线、员工、工厂、仓库、供应商、产品和客户紧密地连接起来，共享工业生产全流程的各种要素资源，使其数字化、网络化、自动化、智能化，从而实现效率提升和成本降低。
5、区块链
区块链是分布式数据存储、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加密算法等计算机技术的新型应用模式。它本质上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数据库，同时作为比特币的底层技术，是一串使用密码学方法相关联产生的数据块。
6、人工智能
在计算机科学领域中，人工智能是一种机器表现的行为，这种行为能以与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对环境做出反应并尽可能提高自己达成目的的概率。
7、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
实时地计算摄影机影像的位置及角度并加上相应图像的技术，最早于1990年提出。其运用多种技术手段，将计算机生成的虚拟物体或关于真实物体的非几何信息叠加到真实世界的场景之上，从而实现对真实世界的增强。
未来中国数字经济如何发展?
尽管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绩，但也要看到，当前仍然存在一些短板和弱项。当今中国，全要素的数字化转型正逐渐渗透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虚拟化、智能化、网络化为典型特征的数字新兴业态不断涌现，数字经济日益彰显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无穷的创新活力。面对世界数字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和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未来，我们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为在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中抢占制高点提供更加强劲的动能。
加强数字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创新是数字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要加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放研究，在一些关键产业和核心技术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发展能力。首先，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通过新型举国体制加大科研攻关力度，优先解决高端芯片、高端传感器、高端工业软件、操作系统、人工智能关键算法等影响我国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制约，加快国产化进程，增强自主可控能力。其次，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围绕区块链、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量子计算、量子通信、神经芯片、DNA存储等前沿技术精准攻关，加快技术突破。其三，要通过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区域创新中心、技术孵化器等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加大对共性技术、基础性技术的开发，推进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最后，进一步加大科研经费投入，重点支持基础领域和重点领域的核心关键技术的研发，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
打造安全可信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必须积极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首先，适度超前部署通信、算力、融合等新型基础设施，试点推广卫星互联网、6G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确保在基础设施领域不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要进行超大数据中心、各省和海外新型数据中心建设，支持和鼓励大型互联网企业“走出去”，在其他国家规划建设超大数据中心，提升云服务、数据算法的能力。政府在推进数字经济布局和发展的同时，需要积极引导，加强“新基建”建设，注重区域协调和人群普惠。继续增加欠发达地区的数字基建投资，缩小地区间的基础设施供给差距，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针对东西部地区数字技术能力的不同，实行差异化的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政策，将政府数据、对边缘计算需求不高的数据引导到西部地区的数据中心，在东部地区建设边缘数据中心。从数字基础设施指标来看，新基建、数据要素和相关辅助企业是高速增长的来源。围绕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需求，鼓励大企业、领军企业搭建数字化平台，面向中小企业开放销售数据资源、共享能力，将中小企业纳入大企业创新体系和供应体系，带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数字经济要把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全方位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要增强“颠覆和跨界”的创新意识，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致力于把数字技术与制造业、服务业相融合，放大相互资源的价值。抓好智能制造工程、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和中小企业数字赋能行动，让数字技术更好赋能大中小企业发展。数字经济是深嵌于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新动能，推动企业和产业组织数字化重构，引致一系列的前沿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应用场景创新，为传统产业发展带来新内容新活力，为新兴产业带来新空间新动力，积极推进企业的数字化改造升级，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尤其是打造制造业基础的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用数字化提升企业效率，推动传统产业更快、更有效、更均衡地实现数字化转型。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根基和动力源泉，未来，产业互联网将成为新主题，数字经济的主要场景变成工业互联网、车联网和新型智慧城市，从创新、应用、供给、支撑等多方面，尤其是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在网络化协同、智能化生产、服务化延伸、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数字经济发展新的着力点和重要增长极。
增强数字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弹性。运用数字化技术，加快数据要素对产业全链条改造，实现多行业价值链、供应链、产品链、市场链，包括商业链再造，推动传统产业链向中高端迈进，实现技术、产业和社会经济的变革。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重塑传统产业，产生工业互联网、能源互联网、车联网等产业数字化新场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培育面向特定行业的数字化管理、平台化设计、智能化生产、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服务化延伸等新模式，发展零工经济、平台经济等新业态，培育制造业新的增长极。重点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数字化发展水平，聚焦集成电路、基础软件、重大装备等重点领域，加快补齐产业链条上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等短板，提高我国实体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引导上下游企业加强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和一体化协同，推动企业健全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
加强数字经济政策制度体系建设。加快数字经济治理创新，完善相关配套的法规和标准，构建数字经济良好发展生态。一是健全数字产业发展政策体系。通过财政、税收、土地、设立风险基金等政策，鼓励企业进行数字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的开发和创新，支持以龙头企业的“技术溢出”，助力“专精特新”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打造“宽容试错、鼓励创新”的政策环境，支持企业大胆创新、鼓励职工积极创业。二是建立数据资源产权制度，健全数据要素权益保护制度。推进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分类分级确权授权使用，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三是构建数据要素市场交易制度体系。加快构建数据要素市场规则，培育规范的数据交易平台和市场主体，建立数据资本资产定价机制，推动数据资源交易流通。建设国家数据统一共享开放平台，推动企业加强数据采集、标注、清洗、存储、传输、应用等全生命周期价值管理，更好地激活数据要素价值。四是建立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法律制度。建立重要领域数据资源、重要网络和信息系统安全保障法规体系，推进高质量的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等领域基础性的立法，强化数据资源全生命周期安全保护。
完善数字产业复合型人才培养机制。发展数字经济关键是人才，重点要建立有效的人才培养使用机制。实施更加积极开放的人才政策，既要吸引海外数字经济精英，引进复合型、领军型的国际高端人才，也要加紧培育本土数字人才梯队。要进一步打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和政府部门，形成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官产学研用”充分结合的共生生态体系。制定关键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的政策，支持以知识、技能、管理等多种要素参与分配，采取股权激励、期权激励等方式，激发研发人才的创新积极性。积极发展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等金融手段，建立专利价值评价标准和制度，完善专利实施转化相应政策，鼓励科研人员进行科学研究和创办企业。
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发展国际合作。践行数字经济多边主义，积极构建良好的国际合作环境，强化与各国政策、技术、标准的协同，在开放合作中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依托“一带一路”、RCEP等平台，加强数字服务业开放合作。支持服务贸易创新综合试点城市、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制度创新先行先试，有序扩大数字领域的市场准入与开放。积极参与多边多方数字服务业治理协商，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规则制定，为数字服务业国际规则和技术标准制定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总之，未来中国数字经济在保持规模高速增长的同时，要向基础更牢、结构更优、动力更足方向迈进。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将有力促进数字中国建设，助力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